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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文化界，黄树森是公认的大家和奇才，素来以眼光“毒辣”、思维“鬼马”、敢于“呛声”、笔力“生猛”而著称。
这位擅长“咬破小孔”的文化名人，曾是内地率先引进港台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提出的“经济文化时代”“珠江大文化圈”等理论主张，多次震动全国评论界。进入新世纪之后，他牵头主编《广东九章》系列，借古今名人之视角，深入探寻和提炼广东“经济强省”光环背后的“人文基因”，试图以此打通历史和现实的“穴道”……其文化评论体现了“粤派批评”一脉相承的勇立潮头、创新务实、开放包容的精神气度，为今天建设文化强省带来可贵启迪。
日前，记者获悉，黄树森的新作——约60万字的文化评论随笔集《1978》即将面世。这套集子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武侠狂潮、方言爆款、“广”味出版、粤文化北上等当代文化“破茧”时期的历史盛景，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现当代新文化形态、新人文精神、新知识结构和新学术框架，有许多自岭南起步。”
黄树森接受南方+独家采访。
“中大老教授的学问和风骨，让我深感震动”
南方+：您原籍湖北，为什么会到广州求学呢？
黄树森：1935年1月，我出生在武汉一个“铁路世家”，我们家三代人有很多都在铁路系统就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就要打进武汉，父亲决定带着全家人“跑反”（逃难），于是我们一家人从武昌站上了火车，辗转鄂、湘、桂、黔等地。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兵荒马乱、居无定所中度过的。
1955年，我从衡阳铁路中学毕业，准备参加高考。这时，我的语文老师对我说，你其他科目都读得一塌糊涂，只有写文章是个长处，你应该去念中文系、学文学。我听了他的意见，报考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于是就来了广州。
黄树森就读于衡阳铁路一中时留影。
南方+：中大求学期间，您最难忘的人和事有哪些？
黄树森：我的几位导师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大家，像教元曲的王季思、教诗词的詹安泰、教戏曲的董每戡，还有教文字学的容庚，每一位都是名头响亮的顶尖人才。课余我还加入了董每戡教授组织的戏曲研究小组，董教授经常说，研究戏曲的人，不光要埋头在文献里面去做校勘、解读，你要懂得舞台、懂得表演。他还说过，你们读戏曲，一定要把经典作品纵横打通来读。比方说读《西厢记》，就要把董解元的“董西厢”和王实甫的“王西厢”对比起来读，打通来读，一直打通到《红楼梦》。在他的熏陶之下，我渐渐懂得了应该怎样去读书，理论和实践怎么结合。
还有历史系的陈寅恪，他爱听京剧和昆曲，曾经邀请著名的程派青衣新谷莺到家里献唱，董每戡、詹安泰也去听。这些老教授因戏结缘，他们彼此之间的诗词往来、笔墨交情，成了中大的一个文化现象。还有我的授课恩师容庚、商承祚，他们都是辛勤耕耘，弱冠成名。“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这些老教授的学问，还有做人的尊严、风骨，让我深感震动，对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
南方+：您是怎么走上文艺评论道路的呢？
黄树森：1959年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到广东省作家协会旗下的《作品》杂志做编辑。当时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在《羊城晚报》连载，我因为工作需要，写了这本书的评论，算是我文学评论生涯的开端吧。后来，我又在机关里待了十年。1983年，《当代文坛报》（后来改名为《广东文坛报》）创办之后，我在那里干了13年，做过副主编、主编。到1997年停刊之前，《当代文坛报》最高峰的时候发行量达到了130万册，很多搞文学批评的大家、著名作家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或者出席过活动，这本刊物几乎参与了岭南甚至国内所有重大文学和文化事件的争论。
黄树森（前排中）与中山大学同级校友回校参加校庆。
黄树森在《当代文坛报》工作期间留影。
“人们在广东看到了思想解放的曙光”
南方+：改革开放以来，您曾经亲历过广东乃至全国文坛很多大事，对当时的广东文化界有何印象？
黄树森：我们经常说，改革开放是从广东搞起来的，但我想强调的是，首先是从文艺搞起来的！这里就必须谈到1978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在萧殷的授意下，由我执笔，撰写了批判“文艺黑线”论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南方日报》头版发表。后来，广东的思想、文化跟社会的活跃繁荣，引起全国关注。人们在广东看到了思想解放的曙光，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
那个时候的广东文化界到底有多活跃、多繁荣呢？举个例子，当时《作品》杂志的发行量，每期差不多有80万册；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梁凤仪的财经小说《醉红尘》，都是从广东最早引进内地的。
黄树森与白先勇（中）、中大教授金钦俊（左）合影留念。
不仅是文学作品，广东在其他方面也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香港电视到底能不能看，“鱼骨天线”到底是该拆还是该留，广东能不能讲“恭喜发财”等话题，我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参与论争。我的一个总体观点就是，既然要搞改革开放，就必然会跟外面的世界接触，那么原有的知识结构、文化认知，就必须被突破。“南风”吹进来了，就春暖花开了——在我印象中，那个时候的广东，就处于这样一个春天的、启蒙的状态，充满欢笑、充满激情。
南方+：从早期“咬破小孔”转到岭南地方文化研究，再到后来主编《广东九章》，您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主要是出于什么原因？
黄树森：我一直是处于一个为广东文化、岭南文化辩护的姿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能“破”的成分更多一些，就是破除一些陈腐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打破思想的牢笼；从90年代开始，渐渐转入到建设和发展上面。当时，我提出“经济文化时代”这个概念，主要是想探讨一个问题，经济和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的看法是，经济和文化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兄弟关系，而是恋爱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正如思想上的包容、开放，推动广东经济的腾飞，而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流行歌曲、粤产影视剧等大众文化大量兴起，从广东辐射内地。
《广东九章》其实就是用今天的眼光，对广东的历史文化进行一次重审、反省和提炼，再吸收市场经济所催生的新的文化基因，实现创造性发展，为广东新一轮的发展寻找到新的人文支撑。至于所谓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说法，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广东在历史上就是文化富矿，尤其是近代史，广东是中国朝着现代化转型的策源地，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位置。广东从来不缺文化，缺的是吆喝和自信。
黄树森与金庸（左）。
南方+：以您今天的眼光来看，您觉得广东文化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黄树森：对于广东文化，我觉得要抓住三点：第一点，它的根在市场经济；第二点，广东已经萌发了一种新的经济文化形态，文化不仅是软实力，它也是硬实力，有附加值；第三点，文化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人文精神这个层面起了变化。我记得在东莞，有个民间博物馆的馆长对我说：我将来留给儿子的遗产不是钱，而是这个瓷器博物馆，你必须懂得文化，用文化来经营，才能够从遗产里面获得利益。这就是一种新的伦理观念。这三点，我觉得就是广东文化的立身之宝。
现在广东各地都对文化越来越重视，而网络的发达，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比如说，前些年江门开陈白沙学术研讨会，有人把他的文体总结为“白沙体”，特点是短小、精辟，有“禅”味。我发现，在广东文学界形成了一种现象，像吴有恒《榕荫杂记》、秦牧的散文，都写得言简意赅，很有文采，又能给人家一点启迪，和“白沙体”一脉相承。我觉得现在的网评，实际上就汲取了“白沙体”的一些精髓特点。在网络上，你不能搞长篇大论，必须快、准、狠、灵，开门见山，一步到位。
“学问都是从烟火气里面来的”
南方+：您投身文学与文艺评论事业超过半个世纪，对有意从事评论这一行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黄树森：我曾经总结过一套心得，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八个字：正心诚意，与人为善。我一直说，好的文艺评论，就像一个人想要过河的时候，我刚好有船，就把你渡过去；你需要睡觉的时候，我就给你一个枕头。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这么一个摆渡人的身份。所有的文艺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辩论和交锋，不是非得争个对错输赢，主要还是一种观念上、看法上的交流和切磋。没有谁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多元并存，众声喧哗，这本来就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
其次，我觉得想要从事这一行的年轻人，应该要有一种很强的胆识和魄力，它是一种命运的挑战。有时候关注一个作家、一个作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判断是漫长的，需要时间淘洗和积淀。要耐得住寂寞，熬得住冷清，不能够急躁。
广东文化还有个很显著的特点，学问都是从烟火气里面来的。在广东做文艺批评、搞价值判断，一定要接地气。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要深入生活，要有烟火气，要有大文化的视野，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要看到外面的风景，保持思路的开阔。
耄耋之年的黄树森在餐厅里玩微信。
南方+：您认为“粤派批评”要发扬光大，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黄树森：广东文艺界面临主要的挑战，还是人才代际的问题。“粤派批评”这个口号提出来了，这是好事，但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舆论的聚焦点或者暴风眼，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在人才上面，起码要在知识结构上或者文化观念上，要能够接轨、延续下去。此外，怎么把几个代际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形成广东文艺批评队伍的合力？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很看好在网络评论上取得成就的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头脑敏锐，看问题的角度很新，而且敢于提出问题，有正义感和胆气，敢于破旧立新。如果能推出十位这样的网评人才，整个广东的文化舆论环境就会不一样。这里面就牵涉到要有一种激励机制，给年轻人一个舞台、一个机会、一些方便，对年轻人给予足够的关怀。
黄树森部分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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