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朝开始，欧洲与中国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这里所谓”新”主要包含三层意义：一是从元朝开始，中欧文化交流地点发生了转移，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心由长安转向元大都–“汗八里”。二是从元朝开始，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正式见诸于西人游记、书信记载，例如，《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等即是当时意大利商人、遣使游历中国的代表性作品，它们见证了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也是最早对北京报道的西方游记作品。三是从元朝开始，罗马教廷遣使蒙高维诺等方济各会士赴元大都，在这里设立教堂，发展信徒，从此罗马天主教传入到中国内地，中西宗教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有关元朝时期中西交通的材料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相对较少，作为正史的《元史》除了记述也里可温教和马黎诺里使华外，鲜少相关记载，这反映了明朝对前朝这方面史迹的忽略甚至可能是忌讳。因此今天我们研究有元一朝的中西交通史主要是依赖于西籍史料。英国著名汉学家裕尔(Henry Yule)编译的四卷本巨著《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即是这方面文献的汇集，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五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即多取材于该书。①由于以往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研究相对较多②，故本文对《马可波罗行记》不再赘述，而主要以蒙高维诺、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方济各会士留下的游记、书信所记”汗八里”的材料为基础，勾勒西人的元大都”汗八里”形象。
一、中西交通的新形势及西人来华路线
13世纪蒙古族的铁蹄遍布欧亚大陆，在他们所征服地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先后建立元朝和四大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将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在被征服的广阔疆域，蒙古各大汗国之间为了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联系的必要，他们开拓海陆交通，建立通讯驿站，从而使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地区的联系和来往更加紧密。
与以往历朝相比，蒙元帝国交通之发达，主要体现在海运交通和邮驿制度这两方面。白寿彝先生论及元朝海运开拓的重要性时说：”元明清交通底特色，是海运底发达。””元以前的海运，并不是有整个的计划，而元以前的海运也与国家大计，无密接的关系。自元时起，海运底意义便显然和以前不同，这时的海运，显然关系着国家底根本；它在元明清的重要，一如运河之在唐宋。”③方豪先生指出元朝时期邮驿之发达：”元代幅员最广，东西交通亦最发达，欲究其原因，诚不易言，而我国之邮驿制度亦以元时为最发达，实为最大原因之一。然以邮驿完善，乃促进交通之频繁；而交通之频繁，固亦使邮驿之制，益臻完善也。”④鄂多立克的游记对蒙元驿站发达情形的形象报道，可为此提供佐证：
因为旅客需要供应，所以他叫在他的整个国土内遍设屋舍庭院作为客栈，这些屋舍叫做驿站。这些屋舍中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对于在那些地区旅行的一切人，无论其境况如何，有旨叫免费供给两餐。］当帝国中发生新事时，使者立刻乘马飞奔宫廷；但若事态严重紧迫，他们便乘单峰骆驼出发。他们接近那些驿站–客栈或车站时，吹响一只号角，因此客栈的主人马上让另一名使者做好准备；前来投递情报的骑士把信函交给他，他本人则留下来休息。接过信的另一名使者，赶快到下一驿站，照头一人那样做。这样，皇帝在普通的一天时间中得知三十天旅程外的新闻。
但步行的急差则另有安排，一些被指派的急差长期住在叫急递铺的驿舍中，而这些人腰缠一带，上悬许多铃子。那些驿舍彼此相距也许有三英里；一个急差接近驿舍时，他把铃子摇得大声叮当响；驿舍内等候的另一名急差所见后赶紧作准备，把信尽快地送往另一驿舍。于是消息从一名急差转给另一急差，迄至它送抵大汗本人。总之，整个帝国内发生的事，他就能马上或者至少迅速全部获悉。⑤内中有关急递铺之叙述，与中文文献《经世大典·急递铺总序》所记内容颇为接近。⑥蒙元交通、邮驿之空前发达，成为蒙元史的一大特征。因而研究蒙元交通也成为中外学术界的一大课题。⑦
元朝时期发达的交通网络，为西人来华提供了必要条件。西人前往元大都”汗八里”所走的路线，大致可分为陆路、海路两途。选择陆路者可以马可波罗、马黎诺里为代表。马可波罗是从意大利出发，渡过地中海，先到君士坦丁堡；然后横过黑海，到达克里米亚；再穿过西域的大沙漠，到达上都，最后南下抵达大都。⑧马黎诺里先由海道抵君士坦丁堡，然后渡黑海抵喀法，穿过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过沙山，乃至东方帝国都城汗八里”。⑨选择海路者以鄂多立克、蒙高维诺为代表。鄂多立克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先到巴格达；再由波斯湾乘船经过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最后抵达中国广州；以后走陆路到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到大都。⑩蒙高维诺先到波斯国讨来思城，然后泛洋至印度，再经东南亚海域、南海到中国。(11)欧谚曰：”条条大路通罗马。”在13、14世纪，元大都作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可谓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大都。
由于陆上交通相对便捷，当时”欧洲的旅行者们前往中国旅行大多数走的是陆路”，这与明清时期主要通过海路前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明显有别。张星烺先生论及元朝中欧通商情形时指出：”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最可证明当时中欧通商之盛。氏虽未亲至东方，然确闻诸曾至东方商人。吾人读其书，可悉当时欧亚二洲陆道通商所经之道途及情况若何也。”此处张星烺先生所言及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是书第一章即述”陆道至契丹”。张先生附注曰：”《元史》卷一一七《术赤传》，谓其封地在西北极远，去京师(汗八里即北京)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术赤封地即钦察国。后经拔都力征经营，疆宇更广。其都城在窝尔加河畔撒雷城。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一遗札言由克里米亚须时五六月，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谓须时八阅月以上。三书小有不同，而大抵相符也。”(12)也就是说，当时从欧洲由陆路来元大都，大约需六个月到八个月不等。而从海路来华，则需两年多时间。
元朝后期，各大汗国之间烽火连天、战争不断，陆路交通受到阻碍。蒙高维诺在对陆、海两路进行比较时提到这一点：”来此道途，以经峨特(Goths)国境(今克里米亚Crimea)为最便捷。沿驿道，随邮差而行，五六阅月即可抵此。若由海道则道途辽远，且危险万状。其第一程，约与阿扣港(Acre)至渤洛文斯省(Provence，古代法国省名)相等。第二程，约与阿扣港至英格兰相等。苟无信风，至有须二年余始得抵此者。然陆道梗绝，不通已久，鞑靼诸王自相攻伐也。”马黎诺里后来也由于各大汗国互相攻击，陆路交通受到阻断，被迫改由海路返回。他述其此情时说：”陆路因有战争，闭塞不通，行旅裹足。”(13)伴随着蒙元帝国的崩溃，中西交通的诸种条件随即消失，因此，”基督教使团和商人活动很快从欧洲与中国的交流中退出”。(14)明末清初以后，西欧来华之传教士、商人或使节，几乎均取海路前往中国，这与当时陆上出现奥斯曼、俄罗斯两大帝国的崛起，以及这两大帝国在陆路阻断中西交通有关。
关于蒙元帝国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历史作用，西方与中国学者都曾给予充分肯定：
要是没有蒙古帝国，马可·波罗和许多其他人也许还留在本乡，或到别的地方发挥他们的冒险精神去了，因为他们无法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完成穿越亚洲的长途跋涉，也无法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或传教活动在中国找到必要的条件。(15)
蒙古人，虽然是残忍的，但是还有一种对于世界的责任感，并且对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16)
他们所建立的完备而高效的邮驿制度无疑推动了欧亚文明之间的交流，元朝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交通最为频繁的朝代之一。(17)蒙元邮驿和交通之发达实为当时的中西关系和文化交流奠定了新的基础，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在蒙元帝国的怀抱里聚合在一起。
二、蒙高维诺笔下的北京天主教
当蒙古军队的铁蹄掠过俄罗斯大地向西猛烈推进时，欧洲各国一片恐慌。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一方面欲沟通与蒙古的关系，规劝蒙古大汗停止杀戮行为；一方面想打探蒙古内部的虚实，以作抵御之策，遂于1245年派遣方济各会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出使蒙古。(18)第二年7月22日，柏朗嘉宾及随行抵达和林。8月24日参加贵由皇帝登基大典。8月底觐见贵由大汗(即定宗)，呈递教皇玺书。定宗复教皇书大意谓：
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诚心和我修好，便当速来见我，不可迟延。你来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我为什么应该受洗。你来书，又因为我们杀人之多，而觉得惊奇，尤其因为信基督的波兰人、匈牙利人、奥拉维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惊奇的原因。我告诉你：他们不听从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杀戳我们所派使臣，上天所以借我们的手来杀他们。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书末玺印文曰”真主在天，贵由在地；上天神威，众生之王印”(19)。这是罗马教廷与蒙古发生关系的开始。显然，柏氏未能如愿完成教皇交给他的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1747年柏氏一行返抵里昂。次年柏氏病逝，遗留下《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一译为《蒙古史》)(20)，实为他此行的报告，这是我们现见最早西人在蒙古旅行的纪录。
1253年，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受法国国王路易士九世的派遣，从康士坦丁堡出发去蒙古和林，沿途先后会见撒里答和拔都。1254年4月到达哈剌和林，受到蒙哥汗的接见。威廉要求留在蒙古传教，遭拒，遂于1255年返回的黎玻里。应当地主教之请，威廉以长信形式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写出来，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见的《鲁布鲁克东行纪》。(21)
柏朗嘉宾以后，罗马教廷与蒙古的来往逐渐增多。(22)教廷遣使首次到达元大都是方济各会会士蒙高维诺(Giov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蒙高维诺前往中国。蒙氏一行先抵波斯，然后经海道在印度登陆，最后由海路到达中国的泉州。1293年蒙氏抵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高规格的接见，被允准在大都传教。蒙哥维诺在京设立教堂三座，收纳信徒达6000余人，足见当时天主教在大都发展之盛。有关他在印度、中国旅行和传教情形，现留有蒙氏东游印度、中国时所写的三封书信，这三封信分别于1292年在印度、1305年1月8日和1306年2月在元大都所写。
蒙高维诺在元大都所写第一封信中，主要谈及他在大都传教及与聂思脱里派冲突情形：
契丹为鞑靼皇帝所辖境域。皇帝之称号曰大汗。余谒见，递呈教皇之国书，请其改奉基督正宗。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待基督教徒颇宽厚。二年以来，余皆与之同居。
聂思脱里派徒，名为宗奉基督，而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为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
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
余居此布教，无人辅教，几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龙城(Cologne)僧人阿尔奴特(Arnold)来此相助传道。
余于京城汗八里(Cambaliech)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若无上方所叙谗言妨害，则至今受洗者，当有三万余人。来受洗者，至今尚陆续不绝也。
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23)蒙高维诺在信中还透露了他收养佐治王为信徒，并经他手建造第一座教堂之过程。蒙高维诺希望罗马方面派助理辅佐他，并展示了中国领土之广大，以示传教之前景：
余若有二三同伴在此助理，则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诸君欲来此传教，余则无任欢迎。来此者须具有牺牲个人利益，而以作人仪表为职志者，方可也。
据余所闻，世界王公地之广，人口之庶，财富之富，无有能与大汗陛下比拟者矣。(24)
罗马教廷收到蒙高维诺来自大都的这封信，可以想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教皇遂一面任命蒙高维诺为大主教，授权他统辖契丹、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高僧，直隶教皇；一面于1307年派遣七名方济各会传教士去襄理蒙高维诺，这七位传教士是：哲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安德鲁(AndFew of Perugia)、尼古拉斯(Nicholas of Bantra or of Apulia)、安德鲁梯斯(Andrutius of Assisi)、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威廉(William of Villeneuve)。这七人只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鲁三人到达了中国，其他四人在途经印度时病逝。(25)1311年教皇克莱孟五世再增派彼得(Peter)、哲罗姆(Jerome)和托玛斯(Thomas)三人赴中国传教。(26)
蒙高维诺在大都的第二封信中，除了谈及他在大都新建教堂外，还涉及介绍元朝所辖国土：
一千三百零五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鲁喀龙哥(Lucalong)入彼得(Peter)者，笃信基督圣教。善营商，当余由讨来思起程时，彼即伴余东来。新教堂地基，即彼购置，捐助与余，以礼敬天主。大汗国全境，适合建筑教堂之地址，据余所观，未有过于此者矣。……
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盖汗八里城大，莫与比拟也。余将所收幼童，分为两队。一队在第一教堂，他队则在第二教堂，各自举行祭务。余为两堂住持。每星期轮流至一堂，指导奠祭。盖诸童皆非僧人，不知礼仪也。
东方诸邦，尤以大汗所辖国境，庞大无比，全世界各国，莫与比京。余在大汗廷中有一职位。依规定时间，可入宫内。宫内有余座位，大汗以教皇专使视余，其待余礼貌之崇，在所有诸教官长之上。大汗陛下虽已深知罗马教廷及拉丁诸国情形，然仍渴望诸国有使者来至也。(27)
从蒙高维诺的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获悉以下信息：首先，元朝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大宗政策宽厚，蒙高维诺在朝廷中甚至拥有很高的官位，这是蒙氏在元大都得以顺利传教的保障。(28)据陈垣先生考证，元也里可温教在朝中可领官位。”教而领之以官，自北齐之昭元寺崇虚局始。””元制，礼部亦掌僧道，然有宣政院以专掌释教僧徒，秩从一品；有集贤院以兼掌玄门道教，秩从二品；而礼部之掌，遂有名无实。是可见元代对于僧、道之尊崇。顾也里可温之在元，亦为一种有力之宗教，特置崇福司，秩从二品，其阶级盖在宣政之下，而与集贤等也”。(29)元朝包容天主教的政策对改变教廷与蒙古接触之初的恐惧、仇恨心理有一定作用。其次，蒙高维诺在元大都传教，颇受欢迎，创设教堂两座，收纳教徒甚众。从蒙氏二信可知，他所建第一座教堂是在1299年(元大德三年)，它配有一座三口钟的钟楼，这可能是北京最早的钟楼。第二座教堂建于1305年(元大德九年)，当年圣方济各祭日(10月4日)竣工，这座教堂内有可容200人的礼拜堂，屋顶竖有红色的十字架，在城内是一个显目的标志。这座教堂可能是与他一起从印度迈拉布尔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捐助下建成的。(30)据徐苹芳先生考证，蒙高维诺所建的第二座教堂位置可能在元皇城的正北门厚载红门外(今地安门以北)。(31)最后，蒙高维诺在传教过程中，受到基督教另一教派–聂思脱里派的排挤和打击，两派冲突激烈。聂思脱里派系在唐朝时由波斯传入，先于罗马天主教流入中国，其势力明显较大。《马可波罗行记》对其所见聂思脱里派之情形有详细记载，可证聂思脱里派势力在元朝前期显盛于新来的天主教。(32)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整理前清所遗留档案时，发现在北京午门城楼上保存的叙利亚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即为聂思脱里派在元大都留存的文件。(33)聂思脱里派对罗马天主教来华怀有炉意，故极力排斥，双方势同水火。据张星烺先生考证：”关于景教僧在东方之生活情况，汉文及他亚洲诸国文，皆无记载。吾人仅能于元初西欧东来人士之笔记之中，藉悉略情。然未能尽信。盖元时西欧人东来者，如卢白鲁克、仙拍德、海敦、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等，无不攻击聂派也。”证之于约翰柯拉约作于1330年的《大可汗国记》，其中所设”国中小级僧人状况”、”国中聂派叛教者之状况”、”大可汗对基督教徒之恩眷”诸节，言及当时天主教在华之状况，及对聂思脱里派之恶诋(34)，可见厌恶聂思脱里派是方济各会会士的共识。
元朝也里可温教内部虽然教派纷争，但获得很大发展，陈垣先生对此有所析论：”有元得国，不过百年耳。也里可温之流行，何以若此？盖元起溯漠，先据有中亚细亚诸地，皆昔日景教(聂斯托尔派)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罗马教徒、希腊教徒之被掳及随节至和林者，不可以数计；而罗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宾、隆如满、罗伯鲁诸教士，又先后至和林；斯时长城以北，及嘉峪关以西，万里纵横，已为基督教徒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长驱直进，蒙古、色目，随便住居，于是塞外之基督教徒及传教士，遂随军旗弥漫内地。以故太宗初元(宋绍定间)诏旨，即以也里可温与僧道及诸色人等并提。及至孟哥未诺主教至北京，而罗马派之传播又盛。”(35)元朝对也里可温教的宽厚、收揽政策实在是为安抚、安置中亚、西亚、东欧之征服地异族异教的一大举措。
除蒙高维诺以上两信外，安德鲁曾于1326年1月在泉州主教任上发出一信给教皇，信中报告了他们来华途中的艰难遭遇及在华的传教经历，其中特别提到在汗八里五年所享受到皇帝赐予的优厚的”阿拉发”待遇：
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阿拉伯语也)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傣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安德鲁对中国极度赞扬，称：”此国大皇帝之财富尊荣，国土之广，臣民之众，城邑之多而且大，国家组织，兵马强盛，国中太平，无人敢执刀以犯其邻，种种情形，余将不复赘言。”(36)
蒙高维诺于1328年逝世。教皇获死讯后，于1333年曾任命巴黎大学宗教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为汗八里总主教，同行者有教士20人，平民6人，一说其可能半途而辍，未能到任。1338年意大利使节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至元大都时，其《纪行传》明言大都无主教。另一说马黎诺里抵京时，尼古拉斯尚在途中，确未到京，其可能在后来抵京。《明史》卷三二六《拂菻传》谓：”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书诏，还谕其王。”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认可此说。(37)有趣的是，因蒙高维诺去世，新总主教尼古拉斯久未到京，在华之天主教徒乃上书罗马教皇请派主教。元顺帝同时亦颁给教皇谕旨，并派使者安德鲁、威廉等十六人由陆路西行，于1338年到达意大利阿维南城。教皇当年即有回复元朝之书，这三份文件见证了教廷与蒙元帝国后续关系互动与亲近之一面。(38)
三、《鄂多立克东游录》中的元大都
鄂多立克(Odoricus de Portu Naonis, 1286-1331年)意大利人，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士。鄂多立克1318年开始东游，1321年抵达印度，然后取海道来中国，1322-1328年在华，先后行经广州、泉州、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清，最后到达汗八里城，在元大都呆了整整三年。然后往西行经甘肃、土番国(西藏)，取道中亚、波斯返回意大利。死前在病榻上口述《鄂多立克东游录》(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Described by Friar Odric the Bohemian, of Friuli in the Province of Saint Anthony)。(39)鄂多立克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尼哥罗康梯被誉为中世纪的四大旅行家。也许人们太多将聚光灯投射在《马可波罗行记》上，对《鄂多立克东游录》缺乏应有的关注。据统计，截止到1938年，《马可波罗行记》的各种版本达138种之多，而《鄂多立克东游录》(以下简称《东游录》)各种欧洲语言的版本也有76种，可见鄂氏一书的后续影响也不可小视。
裕尔编撰《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二卷收入其译注的《鄂多立克东游录》，足见此书在中西交通史文献中所占分量之重。裕尔编辑整理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共有52节，其中涉及他在汗八里的经历为第37节《该僧侣抵达汗八里，对它们的描述，关于那里的大可汗廷的宫殿》到第42节《关于汗所保留的四大节日》这六节。
在第37节，鄂多立克描述了元大都的城市规模和雄伟壮丽的宫廷建筑：
这后一城有十二门，两门之间的距离是两英里；两城之间也有大量居民，二者的四周加起来超过四十英里。大汗在这里有他的驻地，并有一座大宫殿，城墙周长约四英里。其中尚有很多其他的壮丽宫殿。
大宫殿内，堆起一座小山，其上筑有另一宫殿，系全世界之最美者。此山遍植树。故此名为绿山。山旁凿有一池［方圆超过一英里］，上跨一极美之桥。池上有无数野鹅、鸭子和天鹅，使人惊叹；所以君王想游乐时无需离家。宫墙内还布满各种野兽的丛林；因之他能随意行猎，再不要离开该地。
总之他居住的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世上最佳者。宫中央有一大瓮，两步多高，纯用一种叫做密尔答哈(Merdacas)的宝石制成［而且是那样精美，以致我听说它的价值超过四座大城］。瓮的四周悉绕以金，每角有一龙，作凶猛搏击状。
第38节《该僧侣叙述汗廷的情况》描述了大汗接见外宾的壮观场面，这一场面背后映衬的是”权力的神秘感”：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皇后坐在他的左手，矮一级坐着他的另两个妃子；而在阶级的最低层，立着他宫室中的所有其他妇女。
国王右手是他的将继位的第一个儿子；下面立着出身于皇亲血统者。还有四名书记，记录皇帝说的话。皇帝前立着他的诸王及其他人，其数无穷，除了说些浑话逗乐君王的小丑外，没有人敢致一词，除非君主点到他。但甚至他们也不敢斗胆越国王给他们设置的雷池一步。
当大王想设筵席的时候，他要一万四千名头戴冠冕的诸王在酒席上侍候他。他们每人身披一件外套，仅上面的珍珠就值一万五千佛洛林。宫内安排得井井有条，一切人都编入十户、百户和千户内。各有执掌，对自己权限中或其属下权限中的差错，相互负责。
作为传教士的鄂多立克颇为留意元大都的宗教状况，他注意到各种人种、各大宗教云集宫廷的情形，可以窥见元朝宫廷集多元文化为一体的盛况：
因为吾人小级僧侣在王宫中有指定的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始终必须尽责地前去为他祝福。于是我抓住机会勤勉地询问基督徒，撒剌逊人和各色偶像教徒，也询问皈依吾教的信徒，其中有些是该宫廷中的大王公，且仅与皇帝本人发生联系。现在这些人都异口同声告诉我说：仅皇帝的乐人就有十三土绵；其余看管猎犬和野兽禽鸟者是十五土绵；给御体看病的医师是四百偶像教徒、八名基督徒及一名撒剌逊人。所有这些人都从皇帝的宫廷领取他们需要的供应。第39节《大河汗出巡时的次序》谈到了大汗夏天在上都，冬季回到汗八里及大汗出巡时雄壮的队列情形：
当他要从一个地方出巡到另一个地方时，下面是其次序。他有四支骑兵，一支在他面前先行一日程，两翼各一支，另一支殿后一日程，所以他可说是始终走在十字的中心。这样行军，各支人马都有为它逐日规定的路线，并在其停驻地获得粮草。第40节《汗域之广大；其中的客栈怎样得到供给；消息怎样送给君王》，介绍了元朝广阔的领土：
这个帝国被其君主划分为十二部分，每部分叫做一个省(singo)。这十二部分中，蛮子那部分构成一个省，下属两千大城，并且，确实地，他的那个帝国是那样大，如有人想逐个访问这些省，那他要足足花上六个月的时间；而这尚不把为数五千的岛屿算在内，它们不包括在十二个省中。第41节《有关汗的大狩猎》介绍了大汗的狩猎活动：
大汗要去狩猎时，其安排如下。离汗八里约二十天旅程之地。有一片美好的森林，四周为八日之程；其中有确实令人惊奇的大量形形色色的野兽。森林周围有汗驻守的看管人，精心地给予照看；每三年或四年，他要带领人马到达这片林子去。第42节述及大汗保留的四大节日等民俗：
每年，那位皇帝要保留四大节日，就是说，他的生日，他行割礼的日子，等等。他召他的诸王、他的俳优及他的亲属都去参加这些节日盛会；所有这些人在节日盛会上均有他们固定的位子。但是，特别在他的生日和割礼日，他希望大家都出席。(40)
鄂多立克系从海路来到中国，《东游录》对他沿途所经国家的风俗、物产、地理和到达中国后，历经广州、福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城市的情形作了详细记载，这是《东游录》的另一重要价值。这些知识对那些由海路前往中国的西方旅行者自然会有助益。此前蒙高维诺虽亦泛洋东来，但仅留一信述及他到达印度的情形，故远不如鄂多立克对沿途情形交代之详。不过，鄂多立克《东游录》记录相对零碎，篇幅也远小于《马可波罗行记》，其价值与《马可波罗行记》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对元朝宫廷和大汗生活的介绍，对所经地区风土人情的记载，均保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说是《马可波罗游记》的续篇。
四、马黎诺里游记中的”汗八里”
1338年，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遣使马黎诺里(Marignolli，约1290-？)携带国书、礼物来华。1342年马黎诺里一行抵达元大都，在”汗八里”驻留四年(一说三年)。1353年返归阿维南，向教皇英奴森德六世(Innocent VI)递呈大汗国书。1354年在罗马城得遇日耳曼皇帝察里四世(Charles IV)，应招前往日耳曼，晚年将其奉使东游事迹著书存世。(41)内中不少涉及他在”汗八里”的珍贵史料。
马黎诺里在游记中，首先交代他奉教皇之命赴华及对华之印象：”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命余与数人携国书与礼物，赠送鞑靼大汗。其国在东方，威权所达，几有东方世界之半。兵马强盛，国库充实，城邑相连，管辖众国，难于胜数。各民族之在其境内者，不知凡几，皆各自有语言文字，若一一言之，将骇人听闻也。”马黎诺里觐见大汗时，最为人称道者是他献”天马”之举，其游记不惜笔墨记下了这一幕：
过沙山乃至东方帝国都城汗八里。其城之大，户口之众，军威之盛，吾将不复赘言矣。大汗见大马、教皇礼物、国书、罗伯塔王书札及其余印。大喜。见吾等后，更为欢悦。恩遇极为优渥。觐见时，皆衣礼服。余之前，有精致之十字架先行，香烛辉煌。至宫殿内，赋《天主惟一》之章。赋诗毕，余为大汗祈祷，回福于彼。大汗亦低首受之。内中所称”大汗见大马”一事，在《元史》卷四《顺帝本纪》中也有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国贡异质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此事在当时传为美谈，一时文人士子竞相以”天马赞”、”天马赋”为题赋诗撰文(42)，这算是元末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在”汗八里”，马黎诺里受到极高的礼遇，其日常所需食宿费用均由大汗供给：
退朝至馆舍。舍装饰美丽，大汗命亲王二人，侍从吾辈。所需皆如愿而偿。不独饮食诸物，供给吾辈，即灯笼所需之纸，皆由公家供给。侍候下人，皆由宫廷派出。其宽待远人之惠，感人深矣。居留汗八里大都，几达四年之久，恩眷无少衰。吾等衣服、馆舍、器具皆赠给上品。来此同事，共有三十二人，总计大汗供给费用，达四千余马克。马黎诺里在元大都居留三年，归国前，大汗设宴欢送，并赐给途中所需费用及良马二百匹，显示出元朝与教廷的亲密关系。(43)
从最初不顾艰难险阻前往和林的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到长途跋涉，经过千山万水来到汗八里的蒙高维诺、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全为方济各会士。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为1209年意大利人方济各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的一个教会组织，会士之间互称小兄弟，故又称”小兄弟会”；主张向社会底层宣讲”清贫福音”，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以托钵乞食为生。这是一个在下层民众有着广泛基础的教派。为什么元朝时期欧洲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几乎全是方济各会士？意大利学者对此作了解释：”方济各会的创始人随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来到异教徒中间的时候，他是带来福音书的第一人，并在1219年试图改变回教国家的君王的信仰，未能成功。于是，方济各会士们带着他们的信仰前往蒙古和中国，同时还有可能领受了某种微妙的外交使命，他们成了执行这一新任务的最佳人选。”(44)不仅如此，受命赴华的方济各会士几乎都来自低阶层的传教士，用马黎诺里的话说：”来者须亦为小级僧人。盖彼方人士，相识者只此级僧人而已。前教皇基罗拉摩(Pope Girolamo)初亦小级僧人。教皇派遣约翰孟德高维奴到东方，宣教多年。阿兰人及鞑靼人仰之如圣人，而孟亦小级僧人。”(45)这一方面可能是下级传教士更具进取和刻苦精神，一方面或许是蒙古族在军事上固然极其强大，但在文化(特别是宗教)方面并无优越之处的缘故。至于基督教的信众，多为阿兰人、突厥人，伯希和认为这可能是基督教随元的灭亡而消失的原因：”这种十三四世纪的东亚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之基督教，而为阿兰人、突厥人之基督教，或者还有少数真正蒙古人信仰此教，所以在1368年时偕元朝而俱亡。”(46)明末清初以后，天主教东传的主力由耶稣会士承担，所派传教士不乏地位较高者，因其对话、渗透的对象往往是饱学的士大夫和中、高级官僚阶层。
结语
通览游历元大都的西人游记、报告或书札，人们发现他们的报道充满了羡慕、赞誉之词，他们笔下的汗八里是新兴世界大都，是一座规划有序、街道整齐、有如棋盘的城市；大汗拥有君临天下的帝王之尊，其雄伟的宫殿群落、奢华的宫廷生活和宏大的出巡仪仗，充分表现了举世无匹的皇帝威严；大都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联络各地的邮驿，对世界各地的信息了如指掌；元朝对各种宗教、各种人种、各种文化采取包容的宽厚政策，元大都是多元文化的缩微体。《大可汗国记》称誉”契丹国人口殷众。都市大于巴黎、佛罗伦斯者，不一其数”。(47)它反映了元代中国城市(特别是北京、杭州)的繁荣景象，给西人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元代以前，尽管西人对中国有零星、碎片的记载，但还说不上中国形象。(48)元代包括《马可波罗行记》在内的西人游记作品，构建了西方第一个中国形象–契丹传奇，其中至高无上的大汗、疆域广阔的领土、威猛野蛮的军队、繁华富裕的都市是其主要表征。(49)这些充满夸张的描写对尚处在中世纪黑暗状态的西方来说，无疑是”权力的发现”和”物质的启蒙”。它不仅对诱导西方后来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积极向海外殖民拓展、寻找梦想中的东方世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长久地成为激发西方作家想象中国灵感的主题和素材。(50)
元朝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元朝将中国人传统的”西方”地理概念从汉朝的西域(从新疆到中亚一带)、唐朝的西天(印度)，延伸到了欧洲；文化交流的内容在原有的以输入印度佛教、中亚各大宗教为主的基础上，开始增添新的文化内容，这就是引入欧洲的天主教。元朝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出现新的”欧洲元素”，而天主教作为欧洲宗教文化的主体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中西文化交流内容获得了新质。须加说明的是，元朝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压力并非来自于官方的压制或儒教的排斥，而是其同教的另一教派–聂思脱里派。从《大可汗国记》对聂思脱里派的记载及迄今考古出土的元代也里可温教遗存物，可见聂派势力之盛。明初虽然因崇佛排耶，天主教一度归于寂灭，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很快再度复兴，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成为最具潜在势力的外来宗教，儒耶文明对话的新格局从此真正形成，儒耶冲突亦随之而起，其情形延续到近现代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儒耶对话发展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时代话题。
注释：
①H. Yule trans & ed, Cath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4,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3-1916.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5-420页。
②中文有关马可波罗的权威研究论著首推杨志玫：《马可波罗在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近有彭海：《马可波罗来华史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而专就《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元大都盛景研究之论文则有张宁：《〈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元大都》，收入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5-106页；朱耀廷：《〈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文。
③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9-160页。
④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⑤参见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4-85页。
⑥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327页。
⑦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德山：《元代交通史》，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5年版。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德国学者奥博瑞熙特的《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站交通》(Peter Olbricht, Das Pastusesen in China unter der Mangolenberrschaft in 13. und 14. Jahrhunder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4)。岩井大慧：《元代东西交通略考》，收入东京帝国大学史学会编：《史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东西交涉史论》上册，东京：富山房，昭和十四年。
⑧参见尚铭：《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收入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⑨参见《马黎诺里游记》，收入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51-353页。
⑩参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译者前言，收入《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纪》，第31-32页。
(11)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0页。
(12)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413、415页。
(13)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3、355页。
(14)裕尔撰、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4页。
(15)白佐良、马西尼撰，萧晓玲、白玉崑译：《意大利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页。
(16)顾道森撰、吕浦译：《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17)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8)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
(19)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20)中译本现有两种：一是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内收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著《蒙古史》。二是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1)有关鲁布鲁东的旅行目的，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为法王使节和传教士两说，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7-18页。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何高济：《鲁布鲁克东行记》中译者前言，第184-186页。
(22)有关教廷与蒙古关系的研究，参见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I. De Rachewiltz, 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3)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0-321页。
(24)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3-324页。
(25)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31-337页。
(26)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30页；阿·克·穆尔撰、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1页。
(27)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6-328页。
(28)有关元朝对也里可温教的优待政策，参见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第六一八、十章，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陈垣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2、24-27页。
(29)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第十章，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25页。
(30)参见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9页。
(31)参见徐苹芳：《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收入《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316页。关于教堂地址另有两说：一是张星烺先生认定：”约翰新教堂在宫门前一箭之地，当即在新华门附近。”这里是元宫城的南门崇天门。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平：辅仁大学1930年版，第115页。中华书局版删去此注。二是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提出是在元大都宫城的北门厚载门外。参见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2册，东京：春秋社1943年(昭和十八年)，第369页。
(32)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83页；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33)参见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342-354页。
(34)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14、376-381页。
(35)参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45页。
(36)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31-332页。
(37)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40-341页。
(38)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41-346页。
(39)有关鄂多立克东生平，参见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32页。另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4页。方豪以”和德里”名之。
(40)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9-81、81-82、82-83、83、84、85-87页。
(41)有关马黎诺里生平简介，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46-349页。马黎诺里生卒年均不详，1357年他仍存活于世。
(42)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50、353、358-369页。
(43)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54页。
(44)白佐良、马西尼撰，萧晓玲、白玉崑译：《意大利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页。
(45)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54页。
(46)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原载1914年《通报》，中译文收入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9页。
(47)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75页。
(48)日本学者岩村忍曾对元朝以前欧洲人有关东洋的知识做过论述，参见岩村忍：《十三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东京：三省堂，昭和十四年，第1-58页。
(49)相关研究参见周宁：《契丹传奇》，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222页。
(50)参见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n & Company, 1999.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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